政戰記談四、顏習齋的四存思想
﹝原載於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幹校高二十期論文集﹞
當年到北京升學，同時報考了大同及四存兩所高中，都蒙錄取，後來選讀了大同中學。四存則係為紀念明末清初大儒顏習齋先生而創立，對懸掛學校門口的存性、存學、存治、存人，八個大字標牌，仍然留有深刻印象。
顏習齋先生，原名元，字易直，因其設館教學之家塾，本稱思古齋，而後改稱習齋，便又採用習齋為號，為直隸博野縣北楊村人，出生於明崇禎八年，卒於清康熙四十二年，享年七十歲。父親顏昶，幼時家境貧困，被朱九祚收為養子，而改姓朱。先生四歲時，父親出走關東，失去連繫，八歲拜吳洞雲為師，吳精通武藝與醫術，對先生影響很大，十歲明朝滅亡，十一歲學作八股文，十二歲母親改嫁，失去天倫之樂。不過其事親至孝，有人告知其不是朱家子弟時，經向母親詢問証實，方才回歸故里，恢復顏姓。之後又到關外，迎還了父親遺體，為改嫁母親辦理喪事，依然披麻帶孝，親為安葬。
談到設館教學，除了在家鄉博野的思古齋等家塾外，後來尚受邀主持了肥鄉的漳南書院，院區齋舍前後十多進，規模宏大，正廳為習講堂，東邊第一齋為文事科，第二齋為經史科，設有地理學的專業教室，西邊第一齋為武備科，第二齋為藝能科，建立了許多製造設施，南邊另有理學齋與帖括齋，包括理、工、農、文、法、商、軍，堪稱文武兼重博古而又通今了。全院師生百餘人，共同學習研究，確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絕響，可惜後來因為漳河發生嚴重水患，氾濫成災，難以繼續維持，習齋先生不禁感嘆的認為吾道終其窮乎，祇有辭別重回故里，水退後，院方雖然一再商邀，但以年齡及身體關係，一直無法成行。
一般說來，任何學術思想的發展，都有其時代背景，習齋先生開始求學時，原亦拜服於宋明以來陸、王、程、朱的學說，主張用靜坐以存心養性，既而感到空談玄思已不合時代潮流，對理學發生了懷疑，必須運用經世致用之學，才能富強救國，因而改弦更張，回復對周公孔孟正學的尊崇，進而與同好切磋研討，並教導學生。關於其學術主張、思想行為和日常生活感受，都可以從所有著作中瞭解，而最具代表性的，該是存治、存性、存學、存人四編。
存治編係其二十四歲時的著述，原名王道論，亦可以說是用王道思想來振興國家，而提出的政治主張，希望迅速恢復三代時的井田、封建、考試、選士和寓兵於農各項制度，使國家富強、人民安康起來。同時認為推行王道政治，必須人才集中，因勢利導，做到九典和五德，九典是除制藝、重徵舉、均田賦、勤農事
、徵本色、輕賦稅、時工役、靜異端、選師儒九大施政綱目，五德是躬勤儉、遠聲色、禮相臣、慎選司、逐佞人五種道德修養，果能如是，就可以超過漢代文景之治了。又當其於二十四歲之後，復提出一些政治見解，且用七個字使天下富庶
，就是經濟方面的墾荒、均田、興水利；六個字使天下強盛，就是軍事方面的人皆兵、官皆將；九個字使天下安定，就是社會方面的的舉人才、正大經、興禮樂，其實這些仍與存治編內容相同，都為極高明的政治理念。
存性編和存學編係其三十五歲時所作，存性編是理、氣、性、形的探討，較富哲學意味，存學編則在研究教學內容，以及做學問應採取的方法。
就存性編來說，主要在反對宋儒所持氣為惡而性或理是善的看法，認為假使說氣是惡的，那麼理亦是惡的，如果說理是善的，那麼氣亦是善的，沒有氣質，理就無所依了，二者應是合一的，以氣質之性為基礎，表現義理之性，不應用二分法。同時亦反對性之善惡是天生的說法，贊成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主張，至於惡則係受外物引誘或環境感染的影響。其所以要為氣質辯護，乃是認為氣質係做事之本錢，非常重要，人人能發揮高尚氣質本能，都可以成為聖賢，因而希望大家存心養性，同時還列舉了樹木枝幹表裏如一，衣服如何受外來灰塵污染等一些實例，分析說明，更易瞭解。
就存學編而言，特別以尚書、禮記中的六府、三事、三物以及孔子四教，作為教學主要課目內容。六府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穀，三事是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三物包括了六德之智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，六行之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，六藝之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幾乎含蓋了中華文化大部分基本概念。同時表示，不立孔子四教文、行、忠、信，就不合於正道，不學習六藝，等於沒有學問。至於選擇教材，係以具有實用價值，尚武精神，可以陶冶性情者為重點，而達到文武並重，術德兼修的地步。有關教學方法，則更加反對強讀、玄想、靜坐，倡導注重習行，擇善固執，創造實踐。這些課目和治學方法，於主持漳南書院時，即已擇要把理想付諸實現。
存人編是其四十八歲時的寫作，較存治、存性、存學三編晚了幾年，不過當其二十六歲，入京考試，感化了一位和尚，便是用倫理道德，喚醒他的迷途，引起日後撰寫喚迷途的動機，後來把內容再加充實，而改稱存人編。主要係使用較為通俗的詞句，勸說和尚、尼姑、道士還俗，孝順父母，親愛家人，告戒儒者不要談禪，鄉民切莫信奉邪道，真要求道，亦應該求堯、舜、周公、孔子的正道， 由倫常中的孝字開始，從父子推及至夫婦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五倫關係，更一再強調沒有夫婦，何來僧道，希望僧道都能返回人倫，不做朝廷逃民，父母逆子，過有意義的倫常生活。又提出鞏固五倫關係，必須學好六藝，尤其是六藝中的禮樂，天下治亂，家國興衰，全在能否守禮，希望大家都能重禮樂、尊五倫、尚氣節、倡仁義。其四十一歲在博野設館教學時，曾與學生訂立二十項教條，就是從孝父母、敬尊長、主忠信、由別義、禁邪辟、慎威儀、習六藝、尚和睦等，都係為人處世之道，要求實踐遵行。
存治、存性、存學、存人四編，說明了習齋先生的政治、人性、教育、倫理思想，當明末清初，中國歷史上曾掀起一個反理學運動，其基本目標，是在挽救民族與文化厄運，一些知識份子，企圖運用心智，在思想上尋找一個新的出路，習齋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重要代表，他們極力反對空談心性，要以躬行實踐，學以致用的精神，報效振興國家，贏得了世人的尊敬。
故鄉豫北，距漳南書院不遠，對一代儒學大師，是永遠令人懷念難忘的。